1944年，德国入侵匈牙利。纳粹把一位热恋中的年轻人拆散了，贝蒂发誓总有一天要找到里希。她的母亲、弟弟、妹妹被迫长途跋涉，离开匈牙利，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他们忍受了难以想象的恐怖经历；即使如此，贝蒂也从未灰心失望。在后来的许多年中，贝蒂又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变化———被美军救出集中营，得到解放；嫁给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奥托·希梅尔，奥托向她保证让她在美国过上新生活；结婚生子后她在养育自己的三个孩子的过程中饱尝了苦与乐，可是贝蒂一直未忘记她的初恋。
这个故事展现给我们的是具有小说特色的层层悬念和戏剧化情节，同时正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越发引人入胜。
本书循着贝蒂·希梅尔的足迹，记叙了她从无拘无束的青春少女到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以及在面对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踏上了做妻子和母亲之路的种种经历。
在这部纪实小说里，贝蒂大难不死，做出过无可奈何的牺牲，她失去了自己的真爱，也找回过自己的真爱———故事感人至深，令读者经久难忘。
1929年，贝蒂·希梅尔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小村庄。她曾经当选过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哈大沙”在纽约罗克兰县所设分部的主席，她还参加犹太人国际组织“博奈布里思”和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组织的活动与工作。如今，贝蒂与她的家人生活在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市。
乔伊斯·加布里埃尔是位作家，曾经在《新闻日》报社当过编辑。现住康涅狄格州。本文摘自《刻骨铭心———我的乱世恋情》，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美）贝蒂·希梅尔著，（美）乔伊斯·加布里埃尔整理。
大约在我被送进医务所6个星期之后，有一天妈妈来看望我，并且告诉我她弄清了现在是几月几日。在那漫长的跋涉途中，我们被折磨得顾不上计算日期，只模模糊糊地知道月份，却搞不清几日或星期几。妈妈告诉我那天是1945年2月27日，距我16岁生日只有两天。妈妈的话引起了我的伤感，我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告诉她我跟自己惟一所爱的男孩子已经约好，我们一直准备在我16岁生日时订婚。
“我在这个医务所里已经待了多久？”我泪流满面地问妈妈。
她用手把我额头上潮湿、柔软的头发撩到头顶，“大约6个星期了，我的乖孩子。”
我吃了一惊。我感到自己仿佛在这里，在生与死之间已经躺了一生。不过，我这时忽然又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活下去。
在我的身体又有了足够的力气之后，我和弟弟妹妹被安排做帐篷里的清洁卫生，并且在妈妈早出晚归去伙房干活时，我们要自己照顾自己。
这时，我已经能够在一座座帐篷之间穿行，并且隔着带刺的铁丝网眺望石头墙后面的木头营房和一些其他建筑，因此我对这个集中营有了更多的了解，我缓慢地在囚徒中间走来走去，像往常一样寻找着里希，或者试图得到一点有关他的消息。然而当我在集中营里四处徘徊时，我感到自己仿佛被抛进了十八层地狱的最底层，看到了一些但愿从未看到的东西。
死亡有一种难闻的气味。它是霉烂味与腐朽味的混合，还带有一股灰烬味。它散播着恐惧与绝望。我将永远忘不了那种味道，它仿佛附着在毛特豪森的一切东西上———墙壁、衣服、头发、营房，还有我们所呼吸的空气。这里的空气浓稠、浑浊，闻上去呛人。直到后来我们才明白毛特豪森的空气为什么那么浓稠、浑浊，为什么灰烬味那么重。也算是苍天仁慈吧，等到后来明白真相时我们早已麻木得不会震惊，只是感到非常可怕。
一个到处是死亡的地方会让人感到沉重的压抑。那里的气氛令人憋闷、烦躁，因为那些悲惨的丧生者的灵魂在不停地哗啦啦扇动着翅膀。毛特豪森就有这种沉重的压抑气氛。如果你不够坚强，它会把你压碎。然而妈妈不允许我们陷入绝望。即便眼见得我弟弟一天比一天虚弱，她仍然在对我们说好在我们都活着，上帝会一如既往地关照我们。
在这段时间里，妈妈千方百计地帮弟弟增强体质。她每天都从伙房里偷偷地给我们带些吃的来，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因为一旦被发现，是要被枪毙的。不过，她非常小心谨慎。谁又在意削下来的马铃薯皮呢？可是妈妈却知道马铃薯皮里的钾有助于我们活下去。还有已经走了味的面包，谁又会注意到丢了几片发馊的面包呢？她一般都是给我们带这一类的东西。她将吃的偷偷地带回来之后，便把我们领到帐篷外面，躲开帐篷里其他人窥探的目光，同时也躲开那些凶恶的德国兵和他们牵着的凶恶的牧羊犬，让我们悄悄地吃掉。我们决不能谈论我们所吃到的这些额外的东西，因为一旦被人知道，我们也会被枪毙，于是我们心中又多了一件秘密，我们从小已经在心里堆积了许多需要小心保守的秘密。
我们身上肮脏不堪，穿的衣服都已经破破烂烂，而且到处都是虱子。我们本以为住进帐篷之后虱子会死掉。可是我们发现虱子在帐篷这个比较暖和的环境里繁殖得越来越多。尽管我们无法洗澡，妈妈还是竭力把我们身上收拾得更干净些。她每天都为我们捉虱子，每天晚上都用她那似乎已经无力移动的双手为我们梳理头发。
一天天的时光既单调又可怕，只有战俘和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才会对这种单调和可怕有真正的体会。我仍然在寻找里希，可是一无所获，我甚至从未遇到过认识他或者知道他家中情况的人。有时候我们也去看采石场上的人们挖石头，那是一种既可能累断腰，又可能瞬间丧命的苦差事。采石场石壁上的一百八十六级台阶被称为“死亡台阶”。看守们为了取乐，竟然会把爬到顶端的人推下去，开心地瞧着他身后的那些人也随着滚落下去，跌死在采石场底部，他们要看的就是这种毫无人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消遣，当然也是为了毫不费力地杀死更多的犹太人和其他他们所憎恨的“不良分子”，其中有波兰人、希腊人、俄国人、南斯拉夫人、西班牙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以及奥地利的持不同政见者，甚至还有在德国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有一天，新来了一批荷兰犹太人，当纳粹把“死亡台阶”顶端的人推下去时，这四百个荷兰犹太人纷纷落下台阶，死在了采石场上。就是在这种惨无人道的工作环境里，集中营的囚徒们从采石场艰难地背出石头，修建了集中营的绝大部分建筑，可以说那些石头上沾着无数人的鲜血。
看守们故意不让那些德国牧羊犬吃饱，并且把它们训练得非常凶猛。如果有人试图逃跑，看守们就让狗追上去把逃跑者撕碎，他们自己则瞧着这血淋淋的景象哈哈大笑。妹妹曾经目睹过一次这样的情景。罹难者是个在伙房干活儿的小伙子，他本来脑子就有点不正常。有一天，他试图逃走，可是几只恶狗追上去把他咬死了，院子里每个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帐篷里每天都有人死去。在把情况报告给看守之前，死者生前保存的任何一点食物和仍然可以穿的东西都会被帐篷里其他人搜走。当我们事后想起这种行为时，当我们自己得以幸存并且还有力气想得更远时，我们便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恶心。然而，当人们被迫自卑自贱到与动物没什么两样时，其身上潜在的最恶劣的天性就起作用了。
等看守得到报告后，便会派一辆车来把死者拉走，把那赤裸的尸体丢到死人堆上，这种逐日腐烂的死人堆遍布在集中营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开始变得害怕听到音乐的声音，因为在毛特豪森，只有处决囚徒时才会演奏音乐，这大概是想掩盖枪声和受害者的尖叫声。
处决囚徒时，纳粹让死囚坐在敞篷车上，由一支小乐队在前面吹吹打打地开道，给这杀人的勾当又添了一点令人毛骨悚然的花样。乐队让死囚点出自己所喜爱的古典乐曲，等他们被枪毙时便为他们演奏。不过，有些死囚非常勇敢，他们被车拉着去刑场时，竟然能够引吭高歌。也许这乐声是在宣告他们将进入天国。我希望他们能如愿。
如果哪天没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而我们多少还有点力气的话，就会感到心烦意乱。不过，妈妈仍然会给我们唱歌，鼓励我们用小石子玩游戏。有时候，她也会给我们讲故事，总之，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不让我们去思量包围着我们的种种苦难。
彼此十分相似的一天又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拂晓时冒着严寒到外面排队，点名时喊“到”。无论如何你都要出去排队，因为不去排队的人将会“消失”。甚至当妹妹得了伤寒，身体站都站不稳时，妈妈还是硬逼着她到外面排队。
每天晚上，在我疲惫地睡着之前，妈妈都会向上帝祈祷，恳求上帝带来奇迹。我们顺从地随着她祷告，可是我们根本不相信上帝会回应她的恳求。
在那可怕的带刺电网外面，春天的脚步已经开始在奥地利的某地方响起。可是在这座集中营的边界内，却只有充满死亡和绝望的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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